周末荐读 | 中国经济体系的形成与演进：一个历史地理学视角（上）

编者按

《IMI财经观察》每周末带您聆听名家解读中外金融的发展兴替和制度演变，在史海钩沉之中领略大金融的魅力！本文为IMI所长、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张杰在《社会科学战线》2021年第4期发表的《中国经济体系的形成与演进:一个历史地理学视角》一文。

长期以来，国内外文献对中国经济体系问题多有关注，但总体上缺乏历史地理学角度的考察，可是，中国经济体系形成的深层机理恰好掩藏在特殊的地理环境之中。本文中，张杰教授认为地理因素对一国经济体系形成与演进具有极为重要的初始影响，且在随后人类的经济努力与地理环境的互动中决定经济体系的结构与演进，文章旨在为探究中国经济体系的形成与演进提供一个历史地理学的视角。

文章分为上下两期连载，本文为上期。

以下为本期连载的内容

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中国特色的经济制度一度成为全球经济学界的热门话题。一时间，探讨中国经济奥秘的文献可谓汗牛充栋。但是，从既有的文献考察，着眼于历史地理学视角讨论中国经济体系形成与演进的成果并不多见。虽然一些成果或多或少、或深或浅地涉及了早期的地理因素对经济体系形成的影响，但缺乏系统性的专门研究，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由于缺乏历史地理学角度的考察，故不能完全解决不少困扰经济学界多年的理论难题，比如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为何需要政府因素的长期伴随、为什么中国没有遵循欧美路径却能取得长期的经济增长等。或许，中国特殊经济体系形成的深层机理就掩藏在早期特殊的地理环境之中。

按照常理，任何经济活动都需要基于特定的地理条件而进行，而地理条件又是外生的。相当长一段时期以来，鉴于地理之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受到有关“地理环境决定论”争执的干扰，人们通常不愿意触及地理因素在经济体系形成与演进中的作用。正因如此，不少事关地理因素的问题无法得到深入讨论。其实，讨论中国经济体系的形成问题时，地理因素不可或缺，因为中国的经济体系具有长期的历史积淀与传承性质，而在此过程中，特定的地理因素在经济体系的起点上就规定或者预设了相关禀赋以及此后演进的路径。更重要的是，在中国，这种影响及其制度积淀持续了几千年甚至更长时间。直至经济改革与开放的当下，这种影响依然或多或少地渗透于经济体系的构造及其运行过程中。

本文无意介入地理环境决定论孰是孰非的争执，而是坚持认为，地理因素对一国经济体系形成与演进具有极为重要的初始影响，且在随后人类的经济努力与地理环境的互动中决定经济体系的结构与演进。毋庸置疑，“人类的很多伟大成就是通过克服自然的限制而取得的，与此同时，人类也一直倾向于以对自己最有利的方式利用地理”。中国经济体系的长期演进过程为这种观点提供了坚实的证据支持。

一、从青藏高原到黄土高原:天设地造的文明孕育平台

人类的社会经济活动都是在特定的地理环境下展开的，这些特定的地理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着人类的社会行为方式、生存生活理念、资源配置模式以及政治经济制度安排。千百年来，中国之所以形成独特的经济发展路径，与其文明起源时期所处的特殊地理环境具有紧密联系。

谈及中国文明的起源，有一个影响深远的特殊地理(地质)事件难以回避，即青藏高原的隆起。乍看起来，这种特殊事件与中国的经济体系毫无关联，但它与随后黄土高原的形成直接相关，而黄土高原是中国早期文明的重要摇篮。虽然学术界对青藏高原开始隆起的地质年代及其高程尚有争议，但最迟至第四纪时期(距今约250万年)，青藏高原已经抬升至4000米以上的高度。对于中国早期文明形成所依赖的地理环境构造而言，青藏高原抬升的意义极为重大。

青藏高原的隆起及其高程改变了北半球风带的运行结构。由于自转和太阳辐射的不均匀性等因素的影响，地球上产生了沿纬度分布的数条风带，在北纬30°—60°之间(也就是黄土高原所处的区域)形成了北半球西风带或北西风带。青藏高原在第四纪抬升到平均4000米以上，且宽度占北半球西风带的1/3，以其硕大的体量将北西风带一分为二，其中北支西风沿青藏高原北缘向东流动并向南扩展，这种流动对于黄土高原的形成具有决定性影响。北支西风激流经过干旱的中亚戈壁沙漠地带，将那里的细颗粒物搬运到如今的黄土高原区域。早在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就提出了“黄土风成说”。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中国地质学家刘东生院士等提出“新风成说”，进一步论证了黄土高原是由东亚季风对周边沙漠特别是新疆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风沙搬运而成，且将之前只强调搬运过程的风成作用扩展为物源—搬运—沉积—沉积后变化的完整过程，风成学说遂成学界共识。

对于黄土高原的形成，北支西风只是搬运工具，还需要丰厚的沙尘资源。青藏高原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广袤达240万平方公里的巨大身躯几乎完全挡住了来自印度洋的暖湿气流，使高原北部的广阔区域干旱少雨。大约从距今300万年开始，这一地区地表物质经历了强烈的地理风化过程，逐步形成面积巨大的戈壁沙漠，其中粒径小于0.25毫米的细颗粒物便是此后塑造黄土高原的最佳材料。早于第四纪，一系列地质运动使位于黄土高原核心地带的鄂尔多斯台地“淡定而和缓”地大面积均匀抬升，并在黄土高原周边塑造出数条山系，如西边的贺兰山、北边的阴山、东边的吕梁山和太行山、南边的秦岭等，减少了黄土高原区域的湿润程度，并且随时准备承载来自西北方向被北支盛行西风搬运而来的黄土，使其在特定区域内稳定堆积。

青藏高原的抬升不仅使原来的诸多古湖盆相互贯通形成浩荡黄河东流入海，而且还以其海拔高程(宜牧不宜农)天然守护着黄河上游的稳定集水区。黄河在兰州以上(上游)的水量占总水量的70%，但值得庆幸的是，上游地区的藏民基本上是牧民，其生产方式耗水极少，为中下游腾出了用水空间。不仅如此，黄河从花园口开始离开黄土高原，却继续搬运着黄土(这一过程目前仍在持续，黄河每年在入海口新造陆地25平方公里)，在东方从容地铺展出一大片直面海洋的华北平原，为中原文明的肇建与扩展创造了一个更广阔的地理空间。这是一个天设地造的文明孕育平台，曾经为中华数千年文明发展与赓续起着脊梁作用的夏商周三代文明，便是在这样一个适宜的地理环境中逐步走向成熟的。从青藏高原一路奔涌而来的黄河，到兰州转向北流，随后又围绕着黄土高原西、北、东三条边缘刻写下一个巨大的“几”字弯。在其北部顶端，形成了数千年农牧文明冲突融合进而磨砺、锤炼中华文明及其社会经济体系特有品格的中心舞台。

二、黄土文明的锤炼与寻求成本最低的制度安排

“什么是文明以及社会经济秩序发育的最适地理环境”是全球史学界曾经长期关注的问题。早在1940年代，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就曾提出“挑战—应战”命题，试图解答此问题。他认为，文明起源于“挑战—应战”，如果文明的起源不是生物因素或地理环境单独发生作用的结果，那么一定是它们二者之间某种交互作用的结果。换句话说，我们企图发现的因素不是简单的事物而是复杂的事物，不是个统一体而是一种关系。汤因比借助全球若干古老文明的起源说明上述命题，在有关古代中国文明起源的讨论中，他认为，在中国黄河下游流域，“人类在这里所要应付的自然环境的挑战要比两河流域和尼罗河的挑战严重得多”，古代中国文明的祖先们从种族上看来似乎差别不大，“如果说在这样一片广大的人群当中，有一部分人创造了文明，而其余人却在文化上毫无所有，我想这个理由也许是他们虽然全有潜伏的创造才能，可是由于某些人遇到了一种挑战，而其余人等却没有遇到的缘故”。可以说，黄土文明的发育与演进为汤因比的“挑战—应战”命题提供了绝佳的中国例证。

但是，汤因比只看到了黄河流域自然环境之严酷催生了中华文明的起源，而没有注意到黄土高原的特殊地理条件对于文明起源的重要性。实际上，文明的发育与成长需要适宜的环境，黄河流域和黄土高原的环境与条件介于严酷与舒适之间，正好磨炼人们的意志和生存能力，尝试各种交易秩序与治理方式。

黄河中下游流域的超大规模效应以及由此产生的对周边文明的吸引力，也是使其成为核心文明区域的另一个重要因素。黄土高原及其衍生地带(华北平原)有约70万平方公里的面积，形成了史前全球最大的农业区，为中国早期文明的起源与拓展提供了物质与交换基础。简而言之，黄土高原的巨大空间与宜居特质，较早地塑造了黄河文明的超大规模效应，使其在与周边文明的竞争中获得优势地位。超大规模(土地广阔、人口众多)的意义除了可资动用的社会经济资源数量大之外，还意味着人均分担的组织成本小或者公共支出的人均负担少，极大地提升了这一特定区域应对各种挑战(自然的和人为的)的能力。在文明竞争中，这一文明的相对力量上升，对周边文明产生越来越大的吸引力，促使其向黄土高原汇集，进而通过“滚雪球”效应，使黄河文明进一步成长为核心文明，夏商周三代文明便是代表。

中国史前诸文明向黄河中下游的汇集进一步说明，中国先民探索最适制度安排的努力既是应对特殊地理环境挑战的过程，也是原生于黄土高原的不同文明之间从竞争冲突到妥协融合的过程。苏秉琦曾将中国史前文明的起源形象地描述为“满天星斗”，认为新石器时代甚至到夏商时期，中国同时存在着发展水平相近的众多文明，它们犹如天上群星散布在四面八方，而中原文明只是众星之一。这一时期大约存在了3000年左右，诸史前文明之间频繁交流，逐步汇集到中原这个更大的舞台，相互借鉴、相互融合，最终产生了更高水平的核心文明。新石器时代伊始，华北的文化就包含彩陶文化(仰韶文化)和黑陶文化(龙山文化)，在黄土高原东部边缘或者向东扩展带的豫西形成了仰韶龙山混合文化的中心;在距今4000年前的陶寺文化遗址中，同时发现源自红山文化的玉璧、玉环和源自良渚文化的玉刀、玉钺，显示了中原与周邻区域文化的交流与沟通以及周邻文化向中原靠拢并塑造文明核心区的历史趋势。

在这种情况下，什么是成本最低或者最有效率的制度安排?黄土文明的特质本身说明中国早期国家应当滥觞于比夏代更早的尧舜禹时代，其推动力就是治水本身对社会经济资源的集中配置需要，这是不少文献的共识。如魏特夫就曾提出“治水社会说”，认为中国的文明及国家起源与灌溉关系密切。拉铁摩尔指出，灌溉农业与文明发展的“中国方式”之间具有逻辑联系，“从地质、地理及气候各方所得的结论都集中到一点，如果不能控制水，农业就不能稳固，就不能供养众多人口，也就不能使他们摆脱靠狩猎及采集来补助生活的状况”。面对逐步扩展的文明核心区，兴修水利和保持宜农土壤的工作，非一家一户所能胜任，需要群策群力方能取得成效。黄河流域的早期灌溉农业逐步催生了文明发展的“中国方式”，这种方式的充分发展使中国历史中“容易趋于一致化而非多元化”，因为“灌溉农业可以造成(在工业制度之前)经济及人口的集中。没有灌溉农业的地区，特别是在雨量稀少且不稳定的地区，还有农牧并存的地区，会形成比较分散的经济和人口”。在这种情况下，一种崇尚集体协作的文明便应运而生。在春秋以来周王室名存实亡、缺乏宏观调控能力的情况下，黄河中下游流域各国存在重新建立统一协调机制的内在需求。当时大国相较小国具有明显的优势，因为前者一旦遭遇水旱灾荒，在空间上有较大的腾挪余地。因此，将较小的经济治理区域组合统一为较大的经济治理区域，对统治者和老百姓都是好事。实际上，中国古代中原经过“满天星斗”文明的渗透与积淀以及随后在黄河中下游的演进与发展，充分展示了千百年来处于这一特定地理空间中的人们与黄河淤塞以及水旱灾害进行艰苦抗争的历史过程。夏商周的文明核心区沿着黄河中下游的“东西”展开(夏居中、商居东、周居西)，俨然是一幅先民应对黄河淤塞与水旱灾害的制度创造画卷。如中原龙山文化的分布虽广，但都处于黄河中游平原之上，这里地势平坦、交通方便，有利于文化交流与物资交换，容易形成统一的社会意识和宗教意识以及超出部落组织的政治实体和经济体系。相比之下，在中国南方，虽然不乏早期文明，但由于地理阻隔、河网纵横，各种文明呈现出碎片化存在的文化龛(culturalniche)格局，加上南方河流并没有像黄河那样经常泛滥，因此不易出现集中统一的政治经济治理体系。

黄河流域特殊的温带季风气候进一步强化了建立统一协调机制的迫切性。东南季风的强弱影响该地区的降雨频次与降雨量，直接决定着黄河流域的水旱状况与农业收成，进而影响着这一区域老百姓的生计和社会政治秩序。1911年之前的2117年间，这一地区发生水灾1621次，旱灾1392次，年均灾荒1.392次。地理气候条件非人力所能轻易改变，但人们可以通过相应的制度设计来减少地理气候变化的风险损失，而扩大治理空间、增加腾挪余地、确立强有力的组织体系，便是古代中国长期探索而逐步形成的最适制度结果。

不仅如此，黄河文明的孕育与成长，还须考虑周边诸文明的影响。在建立集中统一经济体系的同时，需要辅之以一种灵活机动且能有效牵系周边文明资源的制度安排。其实，从夏代开始，人们就已开始探寻最适社会经济体系的各种实验，并且有所收获，形成了早期封建制度的雏形。《吕氏春秋·用民》载:“当禹之时，天下万国，至于汤而三千余国。”大禹让渡相应的资源配置权力进而获得各国尊崇，《尚书》中的《禹贡》，看似纯属地理刻画，实则记录了这种具有实用价值的财政治理方式。葛剑雄以为《禹贡》述及的九州非历史事实，“只是当时(战国后期)学者对未来统一国家的一种规划，反映了他们的一种政治理想”，而与此紧密联系的“五服制”更是胎死腹中。实际上，五服制度恰好体现了治水之后九州初定、需要在整体治理理念与尊重邦国自主权利之间实现融合的精妙设计。“芒芒禹迹”引出的九州与五服格局其实确立了既尊重万国(族群)又超越万国(族群)的新型结构。“朝向中国，不仅体现出核心的凝聚力，在行为上，亦有向心的动态趋势”，从此，“向心”成为华夏文明的文化空间结构与中国人的行为趋势。④由此出发，统分结合、寓分于统，或者达成中央与四方(地方)在资源配置权力上的有效组合，便成为中国历代统治者和仁人志士艰苦追求和努力调适的一种最优制度安排。

三、农牧交错地带、南北沟通与经济体系安排

如果说黄河流域的文明锻造基本上是沿着黄河中下游展开的话，那么还有一种意义同样深远的南北文明移动在持续推动着中国早期文明的发展，并且对此后中国政治经济的演进方向产生深远影响。

横亘于黄土高原北部边缘的农牧交错地带形成了另外一种“挑战—应战”格局。从地理环境看，在中国的北部，有一条400毫米等雨线沿着东北—西南的方向延展开来。在这条线的两侧，形成了两大文明区域，即东南侧的农耕文明区域和西北侧的游牧文明区域。如果说前文所述的黄河中下游流域的淤塞与治水内生了社会经济体系的“东西一体化”需求(黄河在流经中原核心地带时大致是东西走向)，那么，农牧交错地带的存在以及由气候变化导致的这一地带的变动则推动了社会经济体系的“南北一体化”过程。相比之下，后者的一体化范围更大，影响也更深远。

对于中国早期黄河文明以及社会经济结构的形成与变迁而言，重要的不是农牧交错地带的实际存在，而是这个地带的动态变化。已有研究证明，气候变化不断推动着农牧交错地带的周期性变动。在近5000年的最初2000年(约公元前3000—公元前1100年)，即从仰韶文化到殷商时期，大部分时间的年平均温度高于现在2°C左右;此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平均温度上下摆动，在每一个400—800年的时期里，存在以50—100年为周期的小循环。若结合具体的历史年表，不难发现，平均温度的变动与中原文明以及王朝的兴衰周期大致吻合。

上述平均温度较高的时期正好是黄河流域仰韶文化的发育期以及紧随其后的夏商周文明的发展期，被称作“仰韶温暖期”(TheYangshaoWarmPeriod)。西周以后中国3000多年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几个盛世(如西汉、盛唐)都处在气候温暖期，而动荡时期(如魏晋南北朝)则大致对应于寒冷气候。气候寒冷往往导致游牧民族南迁，由此推动农牧交错带的南移，这种移动通常会对同样经历气候冲击的中原王朝造成极大的外部压力，甚至导致政权倾覆以及长期战乱。有关研究表明，游牧民族疆域的南界纬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最低达到北纬30°24'，南宋时期最低在北纬32°18';相比之下，秦汉时期大致保持在北纬41°18'左右，隋唐时期最高达到北纬44°00'。

中国古代文明的孕育从一开始就包含着游牧与农耕的双重基因。农牧交错地带的存在既为双方文明营造交换空间，也为中原文明的赓续提供地理保障。由于地理条件的限制，游牧民族不能在越过这一地带以后仍然保持原有模式，而需遵从地带南侧的文明传统，进而从农耕社会的破坏者变成守护者。游牧民族的每一次南下，都是融入中原文明的过程，反之亦然。换言之，经过一番争夺，长城以北地域依然是“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塞外景象，长城南侧原有的农耕文明因为吸纳了新的血液而更加丰富多彩、厚重从容。自秦代增筑以及贯通先秦长城以来形成的这条实际控制线实际上划定了两种文明接触碰撞的天然地理边界。

若基于此，似乎注定了游牧社会与农耕社会之间发生的是一场场互相撕扯的双输博弈。其实不然，农耕社会以其超大规模效应对游牧社会具有吸纳与利用功能，使其进一步完成制度结构的周期性更新与再造。仅从文明成长机制看，游牧文明的产出效率低，移动性使其无法积累文明成果，而农耕社会则在每一次文明冲突之后均可获取相应的交易剩余，完成社会经济结构的重组与更新。仅从这种意义上讲，农牧交错地带的存在为中国文明发展提供了一个特殊驱动机制。失去农牧交错地带的冲突与熔炼，中国古老文明将不复曾经的面貌与内涵。

美国人类学家巴菲尔德提供了一个观察农牧交错地带政治经济格局的独特视角，他认为，最具组织性的游牧社会往往产生于中原王朝形成统一而强大的格局之时。在早期文明时期，处于这一地带两侧的农牧势力就已在谋求使双方政治经济收益最大化的最适制度安排。基于这种诉求，双方逐步确立了相互依存的战略关系。不过，只有这条难以逾越的特殊地带的存在，才使这种战略关系的确立成为可能。独特的地理条件为制度妥协机制的形成搭建舞台，经过数千年的反复锤打，最终塑造了中国文明海纳百川、兼容并蓄从而极富弹性、韧性和张力的独特格局。透过千百年来的长城烽烟，我们应当感谢这条农牧交错地带的伟大地理馈赠。

农牧交错地带的存在，为中国早期文明的塑造提供了一个天然地理平台，而这个地带的周期性摆动特别是向南移动，则如波浪般推动着中原文明向长江流域甚至更南的海洋空间迁移。这种迁移大都导因于游牧民族越过农牧交错地带南下形成的第一波次冲击，客观上导致了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一大社会经济后果，那就是中原地区人口的向南迁移(第二波冲击)以及与此紧密联系的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自西汉以来，中国历史上至少出现过三次大的人口南迁，均与游牧民族的南下有直接或者间接的关系，诸如西晋永嘉之乱、唐代安史之乱以及北宋靖康之变等。据统计，西汉元始元年(公元1年)东南地区户数占全国的比重仅为10%，晋太康元年(280年)增至30%，唐天宝元年(742年)达45.1%，北宋元丰三年(1080年)为65.9%，元代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接近90%。与此相联系，随着长江流域河湖丘陵土地资源的开发、水利建设的推进以及稻麦的引进推广，经济重心从唐宋之际开始迅速向江淮以南移动。从此以往，不仅“苏湖熟、天下足”的民谚广为流传，对于历代王朝而言，这里也成为其长期倚重的“东南财赋地”。

值得进一步关注的是，即便经济重心南移，但游牧文明在北部边境地带的强大存在使中原统一王朝只能将政治中心长期留在北方，形成与经济中心疏离的格局。这种状况决定了南北资源沟通的内在需要和政治统一的迫切性，进而形成特殊的经济体系。隋唐以降，但凡统一的王朝，都须想方设法疏通并保持南北经济资源的交流或输送通道。如隋代开凿大运河是当时沟通关中河洛政治中心和江南经济中心的内在需要使然。而对于长期建都于北京的元明清三代而言，大运河的畅通与否更是直接牵系着王朝的命脉与盛衰。

巴菲尔德曾经认为，“到唐朝时期，南方已经成为中国人口最密集和最丰饶的地区，因为北方是中原文明的发源地，这一地区就算不再能自给自足，也还是不愿被放弃”。其实，历代王朝不愿放弃北方的真正理由不是因为有文明发源的“乡愁”，而是农牧对峙对王朝统一格局的牵系。可以说，农牧交错、政治中心留北和经济重心南移，由此造成的社会经济资源的“垂直流动”塑造了中国古代政治经济的基本格局。农牧交错地带文明冲突的长期存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政治经济格局的南北依赖态势，这种态势进一步成为中国崇尚政治统一理念的基本原因。

不论基于何种原因，社会经济资源的南北垂直流动(特别是南北互动)对于塑造中国刚柔并济的独特制度内涵具有极为深远的意义。若追溯更远，这种格局自史前文明阶段已初露端倪。那时，初露文明曙光的北方文明如红山文化沿着苏秉琦刻画的“Y型”文化交流带的东北路径南下，而来自长江流域的诸文明如良渚文明则沿着“郯庐断裂带”等通道北上，它们先后在黄河中下游地带与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相遇融合，最终塑造了中原核心文明，并为此后的夏商周文明奠基。

应当注意的是，文明或者资源的南北垂直流动具有特殊的经济学含义。换一角度看，我们已知，中原核心文明区域因为其超大规模和广袤的地理格局，形成集中统一的农耕经济制度。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分处南北两边的文明区域却有着异样的景象。北方农牧交错带之外的游牧文明，逐水草而居，流动性极大，形成松散的组织体制，其优势是自由灵活，不墨守成规，善于应变，它们善于从动态中获取和配置资源。南方是稻作文明，群山参差，水网纵横，经济组织总体上呈现松散自治的特性，宗族和地方治理的色彩浓厚。可以想象，当南北两大崇尚自由松散精神的文明进入中原崇尚集中统一制度的文明，或者说，在中原核心农耕文明的南北两端，存在两大崇尚自由松散精神的异质文明样态时，必然会对核心文明产生巨大的重塑作用。夏商周以来，先民们的制度选项，如始于三代的分封制和后来在秦统一后推行于天下的郡县制，正是在这种不同地域史前文明的冲突互鉴过程当中确定的。

来源 《社会科学战线》

编辑 查王皓天 

责编  蒋旭、李锦璇

监制  朱霜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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